山西忆旧 | 太原的苇
我的家乡武家庄，地处如今的晋阳湖北畔。现今，这片地域归太原市晋源区管辖。明清时期，是太原县的属地。
一
旧太原县，曾经有大片的苇地。编修于明嘉靖三十年的《太原县志》上，在“土产”项下，即有“苇”的记载。以后历朝的《太原县志》，则不仅有“苇”，还有“席。太原有苇，少说也有五百多年了。
解放前后，在太原河西的古寨、西寨、木厂头、贾家庄、南阜、北阜、金胜、武家庄、吴家堡、南屯、南上庄一带，仍有约上万亩苇地。大点的地块，几个村连成片，一片即有上千亩。夏末秋初，苇子长成。一丈多高的成片苇子，那就是苇的海，苇的洋。尚若此时行走于苇间的小路上，头顶是风中俯仰不止的苇涛，耳边是哗哗的涛声和苇丛深处不时传来的鸟鸣，眼前是几乎看不到天日，也望不到尽头的被密密的苇子围裹着的曲径……那种神秘而惶惶然的感觉，若非亲历，定然体会不到。
█ 太原的苇，云海星空拍摄
查商务印书馆编的《新华字典》，“苇”字条下，只有两个字：“芦苇”。“芦”字条下，字多一些：“芦苇，苇子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在浅水里。茎中空，可造纸，编苇席等。根茎可入药。”而这样的介绍是不准确的。在当地老百姓的眼中，芦和苇根本就是两回事。芦在当地老百姓口中，叫“芦苃只”，只是一种常见的喂牛喂羊的草。它可生在浅水里，也可长在湿地上，一般只能长二三尺高。而苇只却是百姓精心伺弄，要靠它来养家糊口的一种农作物。它可长到一丈多高，也绝不是长在浅水里，而是要有上等的好地，才能种苇。苇只浑身是宝：苇根，苇笋可入药；苇杆除可编席造纸外，还可打苇帘，编苇绳；苇叶可用来包粽子；苇毛能缚扫帚；就连苇皮苇梢，老百姓都要收集起来，冬天烧炕取暖。苇只是多年生宿根作物，要靠地下茎逐年伸展，才能慢慢扩大面积。成百上千亩的苇地，是历经多少代，耗费多少心血才培养而成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。故而，谁家有几亩苇地，都会倍加珍惜，精心伺弄。从当地“宁卖粮田，不卖苇地”的老俗语中，也可看出苇只在百姓中心中的分量。
█ 栖息在苇间的水鸟，上图转载自网络，下图由虎踞龙盘-太原拍摄
武家庄村的苇地，最盛时大约有2000来亩。后因兵荒马乱，村民开垦苇地，种粮糊口，到解放初期，只剩约500来亩。村东的小安只、渠畔只，村北的塌只上。七十亩，村西的顺道只，都还有大片苇地。
武家庄村苇地的消亡，开始是1956年建晋阳湖，湖体占地和筑坝取土，将渠畔只等处的苇地占用和损坏，全村仅剩苇地约300亩。而大片苇地的最终消失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。当时，由于（该片区域）地处化工地区，环境污染严重，苇只逐年退化，到后期不仅长不高，不出苇毛，而且苇杆发柴，产量、质量均大幅下降。加上塑料制品的普及，苇产品销路大受影响，种苇只经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。于是村周的苇地陆续被开垦1种水稻。1980年，武家庄观音后最后一片苇地被开垦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不知多少年的苇只，就彻底从村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二
惊蛰过后，地面开始消融。当地表土解冻有两三寸时，要“砍苇地”。“砍苇地”，是用一种特制的约有七、八寸宽的镢头,一镢一镢地将苇地刨一遍。一方面松土，一方面将上年割苇后留下的苇茬斩断，为下一步的苇田管理创造条件。而由于这时地表下仍是冻土，刨的深浅好掌握，伤不到苇根。
苇地砍过以后，即可静待苇笋出土了。而只要苇芽钻出地面，一天即可长两三寸高。这时的苇地可说是一日一变。前一日，也许只有嫩芽才露尖尖角。第二日，就可见齐刷刷一片苇笋出头来。再隔一日，已是满眼绿了。如果在这两天的静夜中到苇地边转一转，即可听到“吧、吧”的苇只拔节声。当地的村民会在这时刨几个苇笋晒干保存起来，遇有儿童“当糠”（出麻疹）时，与一种叫“三春柳”的植物一块熬了喝，很管用。
到端午前后，苇只即可窜到五、六尺高。这时即可打粽叶了。打粽叶是个十分讲究的技术活。好把式进了苇地，能双手开弓，同时打两根苇杆上的叶子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不伤苇子。而初学者或臭把式进了苇地，根本开不了套。剥下的苇叶全带着尾巴，俗称“脱裤子”，这样一来粽叶不好用还伤苇只。鲜苇叶捆好后极易因自身升温而腐烂。而在当时运输条件又十分有限，因而，除即时使用一部分外，绝大部分要晒干后才能销往外地。
苇子生长季节要除1-2遍草，俗语叫“挽苇地”。由于是丛生，茂密而杂乱，除草只能用一种特制的小锄头，过去个人种植时,技术好的老农在苇子长到1-2尺高的时候，会用这种小锄头对苇地锄一次草。合作化以后劳力多了,说实话技术也差了,也就只能用手拔或用短把镰刀割了。水稻插完秧以后，已到暑天，这时候钻苇地拔草，是个至今回忆起来都发怵的活计。此时的苇只，已有六七尺高，进入密不透风的苇地中，恰如钻进一个大蒸笼，不干活都浑身出汗。而由于怕蚊虫叮咬和苇叶刺划，钻苇地时必须穿长衣长裤。如果畛只长点的地，从一头钻进去，到另一头钻出来，往往需两三个钟头。一趟下来，人都要虚脱了。而这时的苇地，也是最神秘，最多彩的季节。由于环境的原因，苇地中不仅有苇莺在啼唱，更生长着许多喜阴的奇花异草。有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清香的薄荷，有攀爬在苇杆上结着小莱的山黑豆，有散发浓浓中药味的“药瓜瓜”。有一种叫“红瓤只”的植物，一尺多高，果实圆圆的，比樱桃稍大些，挂满枝头。果实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外衣，成熟以后，连皮带果都是红的，恰如一个个小红灯笼。“红瓢只”果肉能吃，酸酸的，甜甜的。挽苇地时遇到“红瓤只”，大家会刻意留下来，待其长成，到割苇子时再收。有些人家会宝贝似的栓几株挂在屋内墙上，一冬天都红彤彤的。
苇的根，深而壮。1956年修筑晋阳湖坝时，曾在周边的一些苇地取过土。挖到一米多深，苇根仍纵横交错。老的苇根有锹把来粗，谁都说不清它长了多少年。由于有这么深壮的根系，苇的生长对水和肥的需求不十分明显。在整个生长季节只需浇一到两次水。为保证浇水均称，我们这儿的苇地不仅渠系配套，而且地内有埂，每年砍完苇地后都要刮一次田埂。而苇地大规模的施肥，记忆中只有极少的几次。即把村中几个老灰渣坡的陈年旧土拉到地里，再抛撒开来。
苇只的收割，是在大秋作物全部收完以后才进行的。苇地的管护与其它农事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冲突，这也是人们保留大片苇地的原因之一。割苇只，需要两件特殊的装备。一件叫“踩板”，即一双比鞋底周边大一圈，约两公分厚的木板。上面钻4个孔，穿着麻绳。进苇地时绑在鞋下面，以防割苇后尖利的苇茬刺破鞋和脚。另一件是用旧布补得厚厚的褂子，穿在身子搂抱苇只用，以免磨损衣服。长成后的苇只，杆粗而硬。而为了增加长度，割苇只要齐地皮越低越好。这就还需要一把钢性好，磨得锋利的镰刀。一丈多高密密的苇只，要楼回来抱住，割断并摆放成堆，对不少庄稼汉来说，也是一场并不轻松的考验。尤其是有风时，随风摇曳的苇子很难掌控，有时只好等风停后再割。
█ 秋季的苇，张珉拍摄
在割苇只的同时，村边的苇场也收拾的平平整整。割倒的苇子用苇腰（细苇子碾压后几根并起来的苇绳）捆成“荒捆”（不规整的捆），一个荒捆有一尺五粗细，百十斤重。解放前，大多数人家的苇子要靠一种木轱辘的独轮车推回来。好的车把式一辆独轮车能推十来个荒捆，而且是在田间的土路上，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功夫、如果放到现在，创个吉尼斯纪录都有可能。再后来，有了小平车，独轮车便逐渐淘汰了。
苇只运回后，就要“滤苇只"了。滤苇只的一个基本功叫“抖苇只”。抖苇只时，双手擒住苇毛猛的用力一拽，则把需要的拉出来，不需要的抖出去。一般情况下苇只只需抖两遍，看苇只的质量如何一遍抖两三次，三四次。第一遍，除去混在苇只中的杂草和毛苇。第二遍，以一尺为间隔分出长短。如那一片地挽草时偷了机，割回的苇只上缠满山黑豆和狼巴苗，那就抖不成了。非用挱耙或镰刀先将这些攀附物清除后方能正常进行。抖好后，用小铡刀铡去苇毛，每200根捆成一捆，码垛起来。好年景，高苇只可长到一丈一，一丈二。如遇天旱，则很少能超过一丈。八尺以上的苇只叫成苇，六尺，七尺就只能叫小苇只了。等苇只全部滤完，也就进了腊月门，甚至快到年根底了。
冬闲时候，要“印”一次苇地，即在苇地中点火，将当年残留的苇叶，杂草烧掉。火点着后要有专人看护，直到烧到地头自然熄去。天黑以后，空阔的苇地里，恰如火舌四窜，恰如大龙在舞，十分好看。
三
苇只浑身是宝，是一种多用途的经济作物。但在我们这一带的历史上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村民们除在夏秋季节打些苇叶，摊开晒干并打捆起来。来年春天由北路（原平、崞县一带）的马车来收购后销往大同，内蒙一带供当地人端午包粽子外。正儿八经的苇只却很少自己加工，而是大部分外销。主销地也是北路。
当时，由于武家庄村的苇子竿高皮韧，在北路一带很有名，“武家庄村塔上（即塌只上）的苇只”几乎就是高品质苇只的代名词。而且由于旧官道从本村村东通过，交通十分便利。自然而然的，武家庄村便成了本地区苇只的集散地。当年，为了将苇子买卖做强做大。村内曾或独自经营，或入股合作成立了一些苇场，前期的有厚义场、享盛场、三益泰、和义诚（由吴守成承办），后期的有思义堂（创建于1943年，入股者有周之枢、高步洲、高林、雷宏、郭虎），恒泰长（掌柜高炳），福泰盛（掌柜郝喜贵）等。每到冬季，这些苇场便将周边甚至河东一些村子的苇只买回来，然后倒捆，整理，堆起来。有些穷苦人家急等用钱时，苇只尚未收割便被苇场号订了。届时，原平县的荣华村，子干村，张家庄等村（当年号称八村）以及定襄县的陈家营等村的马车便会集队而来，将苇只买走，拉回当地进行席子加工。有时他们也会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，如莜面，绿豆，胡麻油，梨儿等来进行交换。马车多时，一天可有二三十辆，有些买卖顺当的当天就返回，有些则需在村内停留一两日，这样，村内便应运而生了象泰来店，东来店等供停车住人的车马店。
整个冬闲季节，当时村里的年轻人依靠从外村往回推苇只，在苇场倒捆整理苇只，给北路马车装苇只，能打闹一些工钱，这是其他邻村的农民所比不上的。而推苇只，装苇只都是使苦力，要技术的活儿，没两下还真揽不下来。当时北路的马车即使到其他村拉苇只，往往也要用武家庄的人装车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村内雷三成、郭林贵、周二小、雷来保、高四只、闫二小、白龙四、张春虎、张三娃、张柱全、郭富海、郝喜贵、郝反牛、雷喜元、范二小等一帮人都是装车的好把式。他们装的车，不仅能装二百多捆高苇只，而且利用大绳、插橛、绞棒，分层绑紧，最后与马车绞紧成一体，前车辕处还可空出一块赶车人坐的地方。这样可保走再远再难的路，也稳稳当当。据传，装一辆车可得2-3个银元，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菲的收入。一个冬天，苇场，车马店生意火红，而村内车来人往，较为繁华。因而长久以来，当地人称苇只为金棍棍，而称武家庄为小太谷。
北路人将苇只拉回去，大都用来编席只。而由于销路等原因，当地人虽有编席子的传统手艺，但加工苇席的人家并不多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，国家将苇只和苇席划分为二类战略物资，由市土产部门进行统购统销，加上苇地面积缩小，北路人来买苇只的便逐年减少了，而村民编席只的日益多了起来。到五十年代末，苇只便全由村民自己编席了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在修建晋阳湖时，从苇地内取土，暴露出大批苇根，曾有北路人来村内收购，运回当地发展苇地，但好像成效不大。
一张席，只要经五、六道工序方能完成。首先要将苇只破半（粗苇只一分两半成两片皮）或划肚（细苇只划开一道缝成一片皮），然后喷水碾压，压平压展，捋去苇皮，再铺底、编织、收边，完成一张席只。破半用的是不带把的镰刀，而划肚需一种专用工具，叫“划划”。用一根三寸来长，锹把粗细的园木头，顺长开一道筷子粗细的槽，槽内安个带刃的小铁片。将苇子顺槽拉过，即可划开一道缝，凭的也是手上的功夫。碾苇皮则用碌碡。那时候，街上，院内到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。一般人是用手推，而一些精干后生可以踩在上面用脚蹬，蹬过去再倒回来，耍杂技一般。而编席只也有两种专用工具。一把垫使，即一个后部是棒槌状的铁疙瘩，前端是尖尖的凹槽。编席只时刻紧划痕，掐梢，牵边，捣边都离不了它。还有一根木制的五尺，量尺寸，划痕时用。大批量的席只尺寸为5尺x 8尺和5尺x 1丈，也有少部分4尺x 6尺等其它规格。
苇席加工，纯属家庭作业。那些年，滤完苇只后，大队根据各种规格苇子的产量和各农户申报的编苇数量，将苇子分发到户，由各户加工。一般农户加工席子，除个别家庭成员外大都在工余进行。有些农户编苇席挣的工分，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大部分。像武家庄村的池福太、郝艮小等，其家庭生活，比不编席子的农户要宽裕些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民们从队上分下的粮食普通不够吃。有些村民编席子时精打细算，完成上交任务后会剩一些苇子。他们将这部分苇只加工成席只或席囤，偷偷用自行车带到榆次、太谷一代，从当地产粮多的村子换些高粱，玉米回来，用以缓解缺粮的困境。这在当时产苇只的村庄，虽冒些风险，却明显要比没苇地的村庄日子要活泛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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